主持人/谷智轩 文/胡详熙 周毅
人工智能，已经成为人类抗击癌症的重要工具。
今年6月，浙江省肿瘤医院联合阿里巴巴达摩院召开发布会，发布全球首个胃癌影像筛查AI模型DAMO GRAPE，首次利用平扫CT影像识别早期胃癌病灶，并联合全国20家医院，在近10万人的大规模临床研究中大幅提升胃癌检出率。相关论文登上国际顶级期刊《自然·医学》（Nature Medicine），引发全球关注。
胃癌影像筛查AI模型登上全球顶刊 《自然·医学》截图
这种高可及、低成本的新方法，可以有效筛查威胁人类健康的多种主要癌症，让早发现、早治疗成为可能。在今年7月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（AI for Good）峰会上，阿里达摩院受邀分享多癌早筛AI的最新进展。据悉，该技术已覆盖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，服务2000万人次。
这份令全世界侧目的“AI+医疗”的中国方案，正在帮助人类夺回对抗癌症的主动权。
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（WAIC 2025）上，我们有幸邀请到浙江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、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程向东，以及阿里巴巴达摩院医疗AI算法专家郑智琳共同坐客观察者网直播间，讲述这份中国方案背后的故事。我们相信，在对抗癌症的道路上，再精尖的技术，效果都比不上早发现、早治疗。
我们相信：让普通人平等地拥有对抗癌症的机会申捷策略，这正是科技向善、AI向善的意义。
在尽量保持“原汁原味”的基础上，我们将当天的直播编辑整理如下，以飨读者。
（全文约8000字）
中国作为胃癌高发国家，需要符合国情的“中国方案”
观察者网：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，我国每年新发胃癌病例约36万例，死亡病例高达26万例，死亡人数在所有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三。请问这个现状是如何形成的？
程向东：业界都认为中国是胃癌高发国家。在全球范围内，我国都属于发病率较高的，同时由于人口基数的原因，每年全球约一半的胃癌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在中国。疾病负担非常重。目前，我国肿瘤防治和胃癌防治总体呈现两高一低的状态——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、早期发现率较低——这导致5年生存率较低，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。
观察者网：公开医学资料显示，在遗传因素与偏好高盐、腌制食物的饮食习惯影响下，胃癌在东亚地区整体均较为高发。和周边国家比，我国的胃癌防治情况如何？
程向东：从目前的情况分析，每年新发病例中，有30%以上的晚期病人已经失去通过手术根治的机会。目前中国真正的早期病例只有15%—20%。对比邻国日本和韩国，虽然他们也是胃癌高发国家，但可以说，他们防治水平比我们高很多。
数据显示，日本胃癌的早期发现率超过60%；韩国近几年发展特别快，早期发现率已经达到70%。我们和他们的差距非常大。早期发现率的差异也导致病人预后差异很大。日本（60.3%）和韩国（68.9%）胃癌病人的整体预后5年生存率明显高于中国（35.9%）。可以说，形势非常严峻。
观察者网：您提到了早诊率低的问题。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文献讲申捷策略，说如果能够早期发现并及时进行干预，胃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以从低于30%以下显著提升至90%以上。请问程书记，影响我国胃癌病例“早发现早治疗”的现实原因在哪里？是医疗资源不足、公众意识淡薄，还是我们的筛查方法有局限？
程向东：我们对比一下来看，比如韩国。韩国人口基数不大，大约只有五六千万，但国家整体相对富有，大规模筛查并不是特别困难。在韩国，胃癌的疾病筛查是全人群全口径的，韩国自1999年开始实施的全国性胃镜筛查计划，建议所有人在两年内必须检查一次胃镜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们会发现很多早期胃癌病人。
韩国的依从性（患者遵医嘱进行检查、治疗的“合作行为”）也是如此。在20多年前该国开始倡导时，老百姓并不完全听从政府的倡导。在每年或者每两年内，只有不到30%的老百姓去医院或者体检机构做胃镜检查。随着不断科普、教育等，目前韩国民众的依从性可以达到80%，民众对胃癌筛查比较配合。
韩国人口基数不大、医疗资源充沛，民众依从度高，整体发病率下降，预后效果越来越好，可以说是一个样板。
但对中国而言，显然就存在一个问题：中国人口基数庞大，让所有14亿人口在两年内全部做一次胃镜显然不可能、也不现实：医疗资源远远不够。如果这样计算，那么现实中需要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有多少？得有多少胃镜设备？显然不可能实现。
再者，中国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。大城市，尤其是中心城市，老百姓配合度和依从性较好；但有些地方的人群未必按照要求到医院进行常规检查。他们的健康意识不强，依从性不佳。
基本国情导致中国无法像韩国和日本那样全口径、全人群地展开筛查。这就对中国提出一个新的话题，也是中国特有的话题：我们如何发现更多早期胃癌病人？我们必须拿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、适合中国国情的胃癌筛查方案。
观察者网：我们看了一些资料，国内一些传统的胃癌筛查方法，例如问卷法和高危人群胃镜法，检出率非常低（1.16%），大约100个人中只能检出一个。现实中，很多医生都会提到“金标准”胃镜，但是胃镜具有侵入性，对患者来说有痛苦，接受度不高。后来一些新的方法像液体活检，其实也没办法解决现实问题。
从可靠性和效率的角度出发，您觉得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方法，应该具备哪些特征？
程向东：我们需要明确筛查和诊断两种方法的区别。
今天患者到医疗机构——无论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就诊——医生都会进行精准诊断。目前在中国，尤其是大中心城市或者大医疗机构，对胃癌进行精准诊断其实并不困难。或者说，只要你来医院就诊，我一定会为你检查得非常清楚。
但是筛查是另一个概念。筛查是在正常人群中，我们使用一种简单的方法，来基本判断被检查者是否患有胃癌，或者是胃癌高危人群，而非立即诊断出胃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何将中国14亿人口，通过一种可靠的方法筛查出5000万左右的高危人群——高危人群，我们建议必须去医院检查。
能够筛查出高危人群的方法，必须满足几个条件：
其一是特别便宜，适用于所有人。一次要花几千上万元的方法就不适合用于筛查——如果就几十元、百来元甚至不需要花钱，患者肯定能接受。
其二是可及性好，筛查不痛苦，人们不抵触。例如现在做甲状腺、乳腺或者肺部的筛查，拍CT、拍胸片、做超声，既不痛不痒，也很方便，人们就很容易接受。如果要做肠镜、胃镜，或者要抽血，一些人就会担心，也不太愿意做，对这种筛查就会有本能的抗拒。
其三，是需要相对准确。虽然我无法精准诊断疾病，但可以锁定高危人群、疑似患者。
考虑到这三个基础条件，在国家推荐的筛查方案中过去我们采用问卷法。问卷法会列出几个问题：性别、年龄、疾病史、饮食习惯、生活地区，过去是否患有胃溃疡或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疾病。因为胃癌有地区分布特点，例如东南沿海、西北等地区就属于高发区。长期食用霉变腌制食物、高盐食物、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家族史等。一旦锁定这些高危因素，就可以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高危人群。
观察者网：其实还是这个命题：任何公共服务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上，基本都会成为一个需要具备中国特色，不断攻坚克难的课题。像问卷法和高危人群胃镜法，尽管只是从“100个人中找出1个人”，但已经是无数中国医疗工作者们数不尽的汗水和付出的结果了。事实上，大家至今还在尝试更多的方法。
程向东：如果是韩国、日本那样总人口不多的国家，完全可以进行全人群、多口径的全面筛查，每两年做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。但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国情，我们期待筛查更精准，在“浓缩”高危人群的时候不漏诊，不断提高检出率。这些年来申捷策略，我们也在不断摸索、尝试一些新的机会。例如和达摩院的AI筛查合作，效果就非常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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